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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

傅国涌:民国的教育是成全



很荣幸也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和诸位教育界的朋友分享我对民国教育的一些看法。这是中华民国诞生的地方,也曾是中国民国的政治中心,所以今天在这里重温民国教育的梦想和传统,我觉得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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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民国教育是好的教育  

首先,我想说,好的教育都是相通的,坏的教育则各有各的坏法。民国教育毫无疑问不是完美的教育,但它却是追求完美的教育,所以我认为它是一种好的教育,跟世界上所有好的教育一样,它有着相同的内涵和本质。

 

爱因斯坦在1930年曾说过一番话,他说“在人生丰富多采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是人格”。这番话曾经深深触动了我,不是教育家而是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说的这番话,道出了教育的本质。他说,教育的本质指向的是个人,而不是指向政治,乃是要让人成为具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教育更无疑是一种好的教育,因为它最大限度的做到了追求这一个目标。

 

在今天这样一个追求成功、人人渴望成功、人人拼了命要抓住成功以及人人都把成功当作人生终极目标的时代,再来看民国教育所赋予那个时代的学生、教师、校长身上所拥有的那种气质、使命和责任,我们可能会有特别的感想。

 

那个时代不是一个讲成功的时代,那个时代不是要拿学生或者教师来成功的,当然也不是叫他们失败。尤其是,成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义,但在我们中国的现实环境当中,今天的成功却有它特定的内涵,那就是两样东西——权或者钱。这种极致的追求,让时代每一个毛细血孔都沾满了铜臭味和权臭味。

 

这个成功的“功”我想了很久也没有想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中国人过去所讲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功”吗?我千思万想,最后的结论是不是,这个功乃是功名利禄的功,它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在世上的物质欲望而生出来,跟人的内心没有一点关系,它完全是外在的可以量化的评价标准,而不是一个关乎人的品质、精神,或者关乎文化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追求的绝对不是成功,它追求的是“成全”。



  为什么民国教育是“成全” 

民国的教育乃是为了成全每一个人,不仅是为了成全每一个学生,也是为了成全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校长,甚至成全所有的人,让每一个人在教育当中得到一个确定的、安全的、健康的价值。它不能是由金钱、地位、知识来衡量量化,而只能是无形的、不能用物质尺度衡量的价值。在今天这个时代它基本已经见不到了。


今天的衡量尺度就是物质、权力和级别,我看到很多朋友印的名片上面就是“副局长(享受正局级待遇)”,甚至很多中学老师也要在括号注明比如说“相当于副厅级,正处级待遇”之类的。大学里有很多教授明明已经生活很好,但为了争一个处长这样的一个岗位仍然会打得头破血流。人们渴望用一种可以量化的标准来肯定自己,而非量化的标准肯定不了自己,它不能使自己在这个时代里得到正确的认定。  


回过头来看,民国教育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它就在“成全”这个词上。它不求成功,但求成全,不问成败,只问是非,不问结果,只问耕耘。一个只问耕耘的人,自然会收获果实,而一个只问收割的人,不一定得到这样的果实,所以教育它的重心其实不在“教”字上,而在后面这个“育”字上。育是什么?万物都可以用育来做组词,比如孕育、哺育、蕴育等等,但是我们看,所有的“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都是围绕着生命的,它是包涵生命在内的。


在回过来问,教育是什么?教育其实就是成全每一个个人的人格。教育不仅仅是成全学生,也是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老师以及校长之间相互成全,因为当老师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时,事实上学生也在成全老师,它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向的。“相互成全”是中国文化当中很缺乏的一个教育,民国教育却是“成人之美”。它成全每个人的人格,让每一个人都在教育的过程中得到生长,如同一棵树长成更大的树,成就一个美好的、自然生长的过程。


但是民国教育从来就不说自己是一种完美的教育,是不可超越的教育,它是低调的,它没有很多的口号,却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教育。



  校歌中的教育  

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很多歌消失了,许多歌的词曲作者都没人知道,有些歌只有极少数的人唱,就比如一些学校的校歌。”一个学校的校歌往往是只有这个学校的学生才会去唱、去记,而且会记一辈子,汪曾祺永远记住了他在江苏高邮县第五小学的校歌。这首歌由他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写就,今天看来,仍然很美。


透过民国时代的那些校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比如有人说,学校留给学生最深记忆的一定是知识。不错,知识是很重要,但知识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里,知识储存的意义并不重大,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把已有的知识变成创造性的东西,那些知识就是有限的。我认为,一所学校可以留给学生很多超越知识的美好的东西。这些美好的东西越多,这所学校才越好。或者说,衡量一所学校好与不好的标准是留给学生的记忆的深浅、长短和好坏,而不是知识的多少。


民国教育的超前性和优越性就在这里,它并没有把知识放在第一位。我看到太多太多的校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从本地所见的自然景物开始,第一段一定是写这个地方有什么山水,后面才讲他们的梦想和对教育的思考。教育与自由,生活融为一体,互不分割,而不是游离于生活以外,这是民国教育非常独特的地方。


从民国的校歌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教育生态。教师的面孔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教育的朴素和简单,就如同丰子恺一幅画所呈现的画面一样诗意——“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其实,我们面对的教育不是就应该这么简单么?


如果说这是丰子恺一幅虚伪的作品,我这里还有一幅真实的图片。这是1935年在南京的一个幼儿园拍的,画面是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小孩在快乐地游戏。它所呈现的生命气息、教育生态和那幅漫画完全同构,因为丰子恺本身也是一位中学教师出身,那幅漫画很明显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是在那个时代的教育生活中熏陶体悟出来的。


今天教育的口号一定比民国多,今天的大师也一定比民国多,今天的公开课也一定比民国精彩,因为它要试讲多少次,要经过千锤百炼,有的环节已经精确到用秒来计算,甚至每一句话的语速都要计算。但是公开课不可普及,永远不能当做一种可以示范的东西,它只能作为表演,而不能做为日常的课堂,真正可贵的永远是具体日常性的东西。


什么叫日常性?一棵草、一片树叶的生长都由时间来检验,都在日复一日的过程里面出现。这些日复一日的东西,就是日常性。




  课本里的人  

人跟万物一样有气息。如果说教育的伦理基础是什么,那么我想借用殷海光向善的一句话,他说:“自由的伦理基础是什么?它是也只有是把人当人。”我觉得这四个字太简约也太精准,教育的伦理基础也是“把人当人”:把自己当人,把别人也当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互相成全,或者说“成人之美”。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诞生,第一套教科书破土而出,小学国文课文第一课就只有一个“人”字。这个字写得很用力,但是插图很温馨,代表了那个时代传统的人从家庭出发认识世界的最初起点。这一幅图和这一个字,就是一个孩子进入教育第一天要面对的。


经过一年的学习后到了小学二年级,他们要接触的第一篇课文是《读书》,但是内容还是讲“人”。“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这八个字说得太好了。有人问:“我都没读过书,我就不算人吗?”但此人非彼人。一年级讲的那个人是一个自然人或者家庭中的人,现在这个人则是文明人,通过读书让人成为一个文明、对世界有更多认识的人。教育就是要循序渐进,它一步一步把人带进一个更高的人的世界里面去。


我们看,在那个时代,在中国的中小学舞台上活跃着的教师,既有画漫画的丰子恺,也有翻译了《爱的教育》的夏丏尊;有写散文的朱自清,也有写《论美》的朱光潜;有写小说的老舍,也有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钱穆。有成为教育家的叶圣陶,也有被誉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熹;还有作家学者庐隐、钱南扬等等。


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建树,最终成为中国当年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人,身份都是中小学老师,而且他们一生怀念自己在中小学做老师的时期,并且把这看做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



  巍巍南开精神  

我在重庆南开中学看到了这样一件事情:1941年有一位优秀的毕业生叫做谢邦敏,他文科很好,但是物理很差。一次拿到物理考卷后发现一道题都不会做,他写了一组词“鹧鸪天”,写的是“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使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他很得意,认为自己跟柳永一样了。卷子交上去之后,物理老师魏荣爵评卷时也写了一首诗说“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60”。


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位老师打分比较松,其实魏老师是重庆南开中学物理教得最好的,从来没有送过分,这是他一生教学生涯中唯一一次破例,这一次成全了谢邦敏。谢邦敏最终考上了中国最好的学校——西南联大法学院,毕业后成为北京大学的讲师,1949年成为共和国第一任北京刑庭庭长。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独立的,再比如毕业于清华大学国文系的语言老师陶光。他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里面有“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这样的句子。点评的时候他说我给这个句子加一个逗号,你们看看有什么变化。它变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原来那句话很平面化,但现在这句话就变活了,一个逗号就改变了一切。他被称作“一点之师”。


这样的老师有很多,还有南开最有名的国文老师——被称为“激情孟夫子”的孟志荪,一直被学生景仰。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反复回忆了这位孟老师对她的恩惠,所谓的恩惠就是开了两门选修课,一门是《唐诗》,一门是《宋词》,都跟考试没有关系。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有40%大学专业有选择了化学,这跟一个绰号为“郑老汉”的老师有关。这个老师叫郑新亭,南开中学无论文科生、理科生都最喜爱他。他说,我一生三样爱好:第一爱讲《三国》,第二爱喝酒,第三才是讲化学。所以,他经常坐在讲台上跟男生喝酒,讲三国。


另外,一个普通中学的国文老师叫陈适,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去世,他送去了一幅挽联:“译死魂灵,竟成噩梦,归化十里;作自由书,长留热风,去无二心。”全部由鲁迅的书名和刊物凑成,十分贴切。陈适一生都在教中学,但他没有能力往上走吗?不是,他写得《离骚研究》由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纳入《国学小丛书》正式出版,他完全有能力到大学做教授,但他热爱自己的中学讲台。再比如钱钟书和吴晗考清华大学时数学都是零分,但是他们都因为那个时代可以“成人之美”而得到成全。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什么民国中小学老师出现了那么多。


这就是那时很多老师的选择,但我今天想强调的是,那些在各个领域做出了大成绩,但后来都离开中小学岗位的名声显赫的老师,在教育史上并不重要。反而想魏荣爵这样一辈子都在教育前线的老师,才是真正教育史上的典范,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不是名人,但是他们成全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是老师,一辈子都站在讲台上被学生成全,也成全了学生。


民国教育生态从校长、老师、学生到外部环境、教育理念构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系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成全而不是成功当做核心价值,让教育最终实现“互相成全”。




  叶圣陶之问  

叶圣陶在1919年发出了一个“叶圣陶之问”,他说“一朵花,一棵草,它那发荣滋长的可能性,在一粒种子的时候早已具备了。但是有些种子竟不能发芽,便发了芽,竟有苗而不秀、华而不实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先天的遗传有什么不完全的地方是一种原因;遭逢的环境有什么不适宜的可能性,横加摧残,是又一种原因。称职的种植家栽培植物,虽不能增加植物的可能性,却能渐渐改良那不好的遗传性和环境。不称职的种植家非但不能改良遗传性和环境,反而阻遏可能性,那么植物就糟了。如今把植物比做小学生,小学教师便是个种植家。栽培小学生有效没有效,只有他负责任。”紧接着,叶圣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小学教育的价值是什么?


这个小学生也可以换成中学生或者大学生,所以我把这一问称之为“叶圣陶之问”。这一问今天没有答案,但那个时代有答案。我用一篇课文来回答,当时小学阶段的最后一篇国文课文叫《大国民》,我们看第二段写道:“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奢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


在另外一篇课文里面也得到了很好的阐释,这篇课文是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小学第八册,题目叫《国王和牧童的回答》。里面讲“有一天牧童骑在牛背上过来,国王的车正好被挡住了,有人就要把这个牧童赶走,牧童不同意,说这个道路是公共的,为什么你可以走偏要我让你呢,你不可以让我吗?国王很生气,就说:好,明天你到我宫中来,我有三个问题问你,如果你答的不错,我就把王位让给你,如果你回答不出,我就要办你的罪。第二天牧童就到了宫里,国王问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最深,牧童回答人的欲念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因此欲念最深。国王问第二个问题,什么东西最快。牧童说人的思想一刻千变,因此思想最快,国王问第三个问题,什么事最快乐,牧童说求快乐先要心安,凡事行善的人没有不心安的,因此行善最快乐。国王从座上跳下来说,你都答的不错,我把这位让给你。牧童说,我不要。”这篇课文最精彩的不是三个问题的回答,而是最后的回答“我不要”。这就是“大国民”,它面对全世界都不卑不亢,面对诱惑坚决拒绝,而且充满自信和智慧。这是从《格林童话》里面改的,但是已经比《格林童话》更精彩了。


因此我们看,教育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圣经》中看到有一节经文,我很喜欢,“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到得了秋雨春雨”,教师、校长就像农夫一样,要忍受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但是不给春雨秋雨,它能出产吗?秋雨春风不就是用来比喻教育的吗?我们的教育就叫春风化雨。我们要更多的给这个时代带去春雨春风,地里才有粮食长得更大更饱满。


教育是一个生长的过程,播种子是美丽的,长芽是美丽的,发芽是美的,慢慢抽出来是美丽的,长叶子是美的,开花是美的,不开花也是美的,结果子是美的,不结果子也是美的,就是生长的过程。在这里面,每一个老师和每一个学生都是美的,所有的美和美相互碰撞交汇,产生出更多的美,教育要达成的就是这样的“成人之美”。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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